和“村民”们一样，我也曾是一个“关牧村迷”，对她的迷恋是从施光南开始。当我开始学习作曲的时候，心中的偶像就是郑秋枫和施光南，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也能写得和他们一样好。施光南的作品我几乎每一首都会唱，而这些作品又大多由关牧村演唱，所以慢慢地对关牧村也就有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歌唱家的特殊情感，我不仅熟知她的演唱风格，甚至还能模仿她的行腔走韵，这些无形中成为了日后与她合作的有利条件。

   1993年我考取了天津音乐学院，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在天津有一个著名的词作家叫倪维德，他是我父亲的战友，与施光南、关牧村、于淑珍有着密切合作，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与他的交往改变了我日后的创作道路和风格。倪维德个性豪爽、快人快语，在听了我的作品之后指出：“你现在写歌缺的不是技术而是观念，你必须向施光南学习，走施光南一样的创作道路，把你学的西方作曲技术和中国的民族音调结合在一起。这方面我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资源。”倪维德提出带我去一趟新疆，他写一组词交给我，让我谱曲，最后交给关牧村演唱。这个创作计划当初令我激动神往，甚至觉得不可想象！但现在看来也很正常，当你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踏进一个圈子后，很多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都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可惜这个计划最终因为倪维德去世而泡汤，但和关牧村合作的事情却被提上了我的日程，我不知道倪维德究竟如何和关牧村谈起我，但从关牧村日后对我的关照我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我，倪维德一定交代过关牧村。

   第一次见关牧村是在1995年五月天津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闭幕式彩排现场。当时学校参加了世乒赛的闭幕式演出，我并没有演出任务，纯粹是跟着去看看阵势和热闹的，不想在那里碰上了关牧村。见到关牧村我很激动，也很想上去向她介绍自己，但一直以来我都是个很不善于交际的人，所以不敢冒然前行。正巧我看到了当时附中的孙光军老师，情急之下请他介绍我认识了关牧村。至今我都记不得当初慌慌张张、乱七八糟地和她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向她表明了希望和她合作的愿望！当然我没忘记把倪维德搬出来希望以此和她拉近距离。出乎意料的是关牧村一点架子都没有，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让我在三天后闭幕式正式演出时带上谱子到现场与她见面。三天后我把谱子如约交给了关牧村，那是一首刚刚出炉、完全按照关牧村风格写的作品《蓝雀花》。

《蓝雀花》是我和倪维德合作的第一首作品，也是倪维德身前听到的最后一首他自己的作品。记得我做好这首作品的伴奏去天津武警医院看望倪维德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了。那天我带了一个小录音机，一个耳塞给他，一个耳塞给我，就着伴奏带把这首歌唱给他听。我在唱，倪维德一直闭着眼睛听，我唱完一遍倪维德说“你再唱一遍”，我又唱一遍倪维德还说“你再唱一遍”，就这样一共唱了有五、六遍，唱得一旁的倪夫人顾阿姨都看不下去了“老倪，你要累死金奇啊！”最后，倪维德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看着我对我说：“金奇，只要我不死，下一个我要捧的作曲家就是你！去找关牧村，把作品录下来，多好的作品啊！”我至今都不能忘记他说话的神情：欣喜、无奈、凄凉！

   暑假结束我回天津时倪维德已经去世了，和关牧村合作的线索只剩下手里的一个电话号码。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好，白天就待在倪维德家里静养，也陪陪顾阿姨，晚上回学校睡觉。我几次想请顾阿姨帮我联系关牧村，但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觉得这事情应该由我自己来搞定。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给关牧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弟弟关牧野，牧野告诉我关牧村去北京了，还把她北京的电话和住址告诉了我，让我有机会去北京找她。

   那是一个冬日，我去了北京，在祁家豁子的一个筒子楼里找到了关牧村的住所。当时只有保姆和她儿子龙龙在家，保姆说关牧村买菜去了。正说着，关牧村的声音从楼下传了上来，我急忙下楼去迎她。寒冬中关牧村包着头巾，骑着单车带着一大包菜从菜场回来，面颊冻得通红，这与她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一刹那我很震撼，这么一个大明星居然这副模样自己上街买菜！她的住处也让我吃惊：一前一后两间房，中间一个过道就是客厅，唯一能让人相信这是关牧村住所的依据是墙上那两幅她的照片。如此简陋的住房与她的身份太不相符了!关牧村确实能够吃苦耐劳，还可以能上能下，如此艰苦的条件照样生活得可以，我对关牧村又频添了一份敬重。

   我把《蓝雀花》伴奏带放起来唱给关牧村听，给她一种作品的立体感。没想到听我唱了两句她就说话了：“你还真的像施光南！”一曲唱完，我也有点放松了，调侃着问她：“我唱得像您吗？”她笑了，我也笑了。关牧村告诉我1月份她会回天津帮朋友录音，顺便把我这首作品也带上录掉。那天我们聊了不少话，她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一个人是块金子，就是埋在地下他总一天会发光；但要是块石头就是搁马路中间最终也会被人用脚踢开”。临别她还送了一张前不久她独唱音乐会的节目单给我，上面题写：“金奇同志：祝你事业成功！关牧村，1995.11.26.”这张节目单和当初施光南给我的签名一起作为我最有意义的收藏一直保存至今。

   1996年元旦刚过，我便和关牧村联系录音事宜，她约我1月8日在天津人们广播电台见面。那天晚上我们如约在广播电台见了面，关牧村还把我介绍给天津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张晓丽和春节晚会导演宋乐，一起聊了有关天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节目事宜，因为这次谈话促成我写了《共享欢乐》。这次会面我还带了两首专门为关牧村写的作品《马背恋歌》和《月光下的马头琴》（这首作品后来改名《草原情思》），关牧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她约我第二天去她天津的家，然后晚上一起去录音。

   第二天我到了关牧村天津的家，这是由一套三居室和另一套二居室合并起来的套房，与关牧村在北京祁家豁子的临时住处有着天壤之别：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应该才是关牧村的家！

     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关牧村家吃的，那天适逢她侄女玥玥生日，关牧村亲自下厨做了打卤面，我记得那天我也做了一个拿手的葱油鱼。关牧村、关牧野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玥玥一大家人吃得非常开心。

           晚上，我和关牧村一起各骑一辆单车去天津宁乐里的一个叫“三日音乐工作室”的地方录音，路线还有点远。我和关牧村穿行在天津的大街上，也没人认出她。我当时有感而发：“关老师，不管我以后成名与否我都要像您一样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关牧村笑着说：“对！我们没必要把自己架起来。”那天是我和关牧村第一次录音，录音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关牧村是人不是神，她同样会唱错音，甚至一下子找不到调，但最终，她能把一个新作品完完整整地树立起来，这就是歌唱家！录完音，我把关牧村送回了家。临别，我问了她一个当时让我紧张、别扭，至今让我脸红的问题：“关老师，我该付您多少演唱费？” 那天我确实是带钱了，但不知道该付多少，怕多了我付不起，又怕付少了被她瞧不起，这问题纠结了我两天。关牧村很平静地对我说：“我们是合作，不谈钱。再说你一个学生我怎么可以向你要钱，你就好好写，我给你唱，我支持你！” 关牧村的话让我在楼道上愣了半分钟，这半分钟对心理时间而言真够长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等我缓过神来，我拿出了四百块钱对她说“演唱费可以不算，容我日后报答您，但今晚的棚费必须由我出。”关牧村同样很真诚：“四百快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和我客气，也不必过意不去，还是那句话，你就好好写！”我和她在楼道上推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推过她。“你就好好写！”关牧村的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成了我日后创作的动力。在我成长的路上，关牧村对我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在我和她合作的过程中，她从来没有收过我“演唱费”，这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一辈子对她的亏欠。她在我心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日后我也帮助了很多需要我帮助的人，但也从来都不言回报，关牧村为我作出了榜样。

           1996年我毕业回到了杭州，但和关牧村的联系没有中断。记得97年浙江电视台要录一个音乐片，导演找不到关牧村，知道我和关牧村熟就托我来联系。我刚涉世，不懂规矩，什么都没谈清楚就把关牧村请来了，结果她干了很累的活却拿了很少的劳务费，想起这事我一直很内疚，也试图想向关牧村解释，但怎么说得清楚呢？从这以后碰到这类事情我学会了谨慎。这次关牧村来杭州三天，在各种场合碰到各个领导都会对他们说“请多多支持金奇。”那时我刚起步，无疑她是在给我铺路！这之后我便开始涉足浙江电视台的各种文艺晚会的创作和制作，一步步走向浙江音乐创作的前沿。

   1998年，我开始筹划我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的出版发行。当时我只是想完成倪维德的最初设想，由我写、关牧村演唱，出一个专辑。但关牧村听了我的设想提出了一个我根本不敢想的规划：把当时最著名的歌唱家联合起来，每人唱一首，组成一个拼盘！原因是无论我写的多好，她唱得多棒，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风格单一的问题。经过关牧村牵线，1999年元旦前夕，我在北京只花了五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专辑所需歌唱家的联络工作，把作品交道了他们手里。1999年9月国庆前夕，我将关牧村、殷秀梅、阎维文、王秀芬、佟铁鑫、于淑珍、吕继宏一批大腕歌唱家的演唱尽收盘中，出版了我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春风亲吻我的祖国》，作为一份心礼献给50大寿的祖国母亲。我真的很感谢关牧村，没有她的搭桥牵线、关键是“美言”，我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就和这些著名的歌唱家合作，这种合作拓宽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品位，使我和这些“腕儿”都成了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这个光盘中的作品通过这些歌唱家的演唱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秀芬演唱的《会唱歌的月亮》获得了当年全国首届广播电视征歌一等奖、并被中国音协列为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指定参赛曲目多次在金钟奖声乐比赛现场唱响、之后还被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收入专业声乐教材出版；

   关牧村演唱的《草原情思》获得天津广播新歌评选二等奖，被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西南师大出版社收入专业声乐教材出版发行；

   殷秀梅演唱的《春风亲吻我的祖国》获“杭州文艺奖”、 杭州市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收入《声乐基础通用教程》出。

   吕继宏演唱的《多情的手鼓》被人民音乐出版社收入专业声乐教材出版发行；

   佟铁鑫演唱的《蓝雀花》、关牧村演唱的《马背恋歌》2009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音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新歌唱新疆”优秀歌曲评选中双双获得优秀奖；

   《边境线上我感觉祖国》（阎维文演唱）、《吊脚楼》（于淑珍演唱）《草原情思》、《蓝雀花》、《多情的手鼓》都曾先后刊登在国家专业音乐刊物《音乐创作》中；

   现在看来，与倪维德合作，倪维德改变了我的创作风格，使我真正走上了一条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术与中国民族音调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与关牧村合作，关牧村在给我各种帮助的同时更给了我自信，而和这一大批的歌唱家合作就更增强了这种自信，这种自信是坚强内心的根基，它成就了我日后的创作。

   2000年之后，我和关牧村中断了合作，原因有很多。就关牧村而言，再婚后她更注重家庭生活，事业上拿她的话说“我也曾经拥有，但现在已经没那个心气了。”就我而言，我的创作风格也在转变，我不想做、也做不了“施光南第二”，所以渐行渐远，慢慢脱离了她那种风格的轨迹。但和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在我的内心始终保存着一种对关牧村的感恩。逢年过节，我会给她发短信祝福；每年她生日之前，我会给她寄一个包裹，里面都是一些家乡特产；她生日那天一大早给她发个短信，让她早上一开机就能看到我给她的祝福；中午或晚上再给她打个电话聊几句，听听她的声音，证实她平安健康。每次她到了杭州我都会去看望她，她有空就请她吃个饭。记得前年，她来杭州参加西湖博览会的开幕式演出，我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了她便告诉了我，我急忙打电话给她，问她为什么到了杭州不和我联系，她说她到的是萧山，不知离杭州有多远，怕我不方便就没联系我。我告诉她我现在就住在萧山，她演出的地方离我家最多不过20分钟的路程！那天她演出结束就直奔南京，我和她约好在高速的入口处见一面，可不想上高速的口子有还几个，我和司机没沟通好，结果我走叉了和她没碰上！对她夜间行车我多少有点不放心，便告诫她说千万别睡觉。为了逗她开心，关键是给她提神，我就开始给她发短信。我给她发的第一个短信是:“猪死后给阎王送了一条烟，要求阎王给他投胎做人，阎王收了烟问猪想投胎做哪种人？务农？猪说太苦！做工？猪说太累！经商？猪说太难！那要做什么？猪说就做可以吃喝嫖赌的那种。阎王大怒：狗日的，送这点礼就想当国家干部？！”关牧村回信：“哈哈哈哈太棒了，还有吗？再发几条”。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地给她发短信，有的甚至还稍稍带点颜色。手机里存着的笑话快发完了，我就开始发动朋友征集笑话，然后有选择地转发给她，一直发到凌晨她的车平安抵达南京。我想那个晚上她一定过得很开心！

从第一次见关牧村到现在，一晃过去了将近20年！岁月就像一杯酒，越陈越香，每每回顾和关牧村合作的日子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2011年，我出版了我的歌曲创作专集“《会唱歌的月亮》---金奇抒情声乐作品选”，在字数有限的后记中，我用短短一句话浓缩了我多年来对她的感激：“我感谢关牧村，她对我的提携、鼓励和帮助源于我们共同的施光南情结”。和关牧村合作的故事除了好朋友我很少和一般人谈起，原因是我怕别人误会我利用关牧村来吹嘘自己。这些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用行动和事实来向她、向人们证明我不是块石头！对她的称谓也从一开始的“关老师”变成了后来的“关姐”，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个关心我、提携我、帮助我的大姐！我一直把关牧村对我的关怀和提携记在心上，以一颗感恩的心面对她，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尽我所能地回报她。今年适逢她六十大寿，我在想：拿什么奉献给您我的关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