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

民族人物故事系列——关牧村·一支难忘的歌

编导：冀小峰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忆的是母亲爱唱歌，但是呢，她是出生在一个民族资本家、一个封建的资产家庭当中，不允许她出去唱。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亲戚朋友家，那都有钢琴了，那就经常开家庭Party的那种形式，就叫我唱。我就经常到人家家里去唱，大人也唱，有弹琴的，有唱歌的，所以从小就受母亲的熏陶。母亲唱得非常好，她当过音乐教师，所以她就经常的启发我，让我多唱。所以从小就有这种熏陶，后来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支持我，到天津少年宫合唱团，参加每星期日的一个合唱训练。我在合唱团担任低声部，就经常参加演出录音什么的。每次回来以后，母亲都要问一问我，练的什么歌，她都要看一看，然后让我唱一唱，她听一听，觉得唱得好不好，她都告诉我。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好，懂音乐的一个母亲在教我。但是这种好景不长，在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得胃癌去世了。她去世之前呢，她就跟我讲，她希望你能够，你的声音条件很好，将来能够唱出来。妈妈那时候声音好，但是家庭的阻挠，没有能够唱出来，不可能唱出来，那种家庭，那么就希望我能够实现她的理想。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我就下决心，我觉得妈妈希望我唱，我有这么好的声音条件，妈妈没有唱出来，那么我一定要实现我母亲的理想。我本身有这个条件，所以那时候就下决心，去跟老师学好好唱。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去到外地，因为他是在立过功的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当时后来，文革以后，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受了很多年的冤屈，他关进监狱了。他关进监狱了以后，惟一一点生活来源就没有了，那就我和我弟弟，我还有我哥哥，他上山下乡到外地去了，我和我弟弟生活就仅靠我父亲的这一点点来源也没有了。  

　　　那时候正在长身体，我和我弟弟不够的，钱也不够，粮食也不够，那时候还有粮票，粮票很早就用完了，根本都不够的。那时候很多好心的人，邻居也帮助我们，偶尔的给我们一个馒头啊，给点粮票啊。我弟弟有时候去借个自行车到郊外，到郊区去买玉米粒去，买玉米粒，买完玉米粒，回来以后，赶快去磨，磨面去。我弟弟去买棒子粒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又冷又饿又累又困，就摔倒在路边上，就晕过去了，晕过去了，差点轧着他。后来他醒了以后，抓了一把棒子粒吃，抓了一把雪就着就咽下去了，就坚持着骑车回来，赶快去马不停蹄地去磨面，磨回来。我们的家门口的菜铺有的时候，买菜掉下来的菜帮子，我们去捡，捡干净的菜帮子，捡回来以后，洗干净以后，剁碎了，和包米面和着蒸菜团子吃，就这样。  

　　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回到家以后，下班回家以后，我觉得又是大米、菜，又是炒菜，又是肉的，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去卖血了，他把卖血的钱，拿来买米，买肉，买菜，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那我也吃不下去啊当时。经常我们一天就吃一顿饭，没有饭吃，有时候晚上喝一点水睡觉了，就姐俩嘛。所以母亲去世，父亲打成反革命关监狱了，没办法管我们，而且我们还背着反革命子女的包袱。  

　　我们工厂的师傅，那时候不但没有歧视我而且还格外地关心我同。所以我到现在我一直忘不了我们工厂师傅对我的一片关心热爱，这种的关怀，这种爱心。  

　　我在工厂里头，我遇到了一个好师傅，这个师傅叫许昌权，他现在也还在。我们经常还见面，他给我很多做人的，这种本质的东西。那时候我进厂当工人的时候，他开始还有一种拒绝，有一种拒绝感，他觉得，那时候我在天津已经唱红了，他觉得来一个唱歌的，他就觉得能干活吗？跟我学徒呢。他就有一种拒绝了心里，不太愿意收我当徒弟，那么我呢，没有更多的想法，我就觉得我好好地学技术就是了。我没有带着那种，我要唱什么什么，在天津市已经出了名了，没有那种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小徒弟，来学习来了。  

　　给他们打水啊，打扫车床啊，打扫车间呢。许师傅一看，这个丫头还可以，这个丫头可以教，人品不错，就这样很不情愿地受我当徒弟了。我是这样的，后来呢，我的师傅还支持我，还支持我去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