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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物故事系列——关牧村·一支难忘的歌
发布时间:2011-3-24  阅读次数:3615  字体大小: 【】 【】【

《中华民族》

民族人物故事系列——关牧村·一支难忘的歌

编导:冀小峰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忆的是母亲爱唱歌,但是呢,她是出生在一个民族资本家、一个封建的资产家庭当中,不允许她出去唱。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亲戚朋友家,那都有钢琴了,那就经常开家庭Party的那种形式,就叫我唱。我就经常到人家家里去唱,大人也唱,有弹琴的,有唱歌的,所以从小就受母亲的熏陶。母亲唱得非常好,她当过音乐教师,所以她就经常的启发我,让我多唱。所以从小就有这种熏陶,后来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支持我,到天津少年宫合唱团,参加每星期日的一个合唱训练。我在合唱团担任低声部,就经常参加演出录音什么的。每次回来以后,母亲都要问一问我,练的什么歌,她都要看一看,然后让我唱一唱,她听一听,觉得唱得好不好,她都告诉我。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好,懂音乐的一个母亲在教我。但是这种好景不长,在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得胃癌去世了。她去世之前呢,她就跟我讲,她希望你能够,你的声音条件很好,将来能够唱出来。妈妈那时候声音好,但是家庭的阻挠,没有能够唱出来,不可能唱出来,那种家庭,那么就希望我能够实现她的理想。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我就下决心,我觉得妈妈希望我唱,我有这么好的声音条件,妈妈没有唱出来,那么我一定要实现我母亲的理想。我本身有这个条件,所以那时候就下决心,去跟老师学好好唱。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去到外地,因为他是在立过功的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当时后来,文革以后,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受了很多年的冤屈,他关进监狱了。他关进监狱了以后,惟一一点生活来源就没有了,那就我和我弟弟,我还有我哥哥,他上山下乡到外地去了,我和我弟弟生活就仅靠我父亲的这一点点来源也没有了。  

   那时候正在长身体,我和我弟弟不够的,钱也不够,粮食也不够,那时候还有粮票,粮票很早就用完了,根本都不够的。那时候很多好心的人,邻居也帮助我们,偶尔的给我们一个馒头啊,给点粮票啊。我弟弟有时候去借个自行车到郊外,到郊区去买玉米粒去,买玉米粒,买完玉米粒,回来以后,赶快去磨,磨面去。我弟弟去买棒子粒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又冷又饿又累又困,就摔倒在路边上,就晕过去了,晕过去了,差点轧着他。后来他醒了以后,抓了一把棒子粒吃,抓了一把雪就着就咽下去了,就坚持着骑车回来,赶快去马不停蹄地去磨面,磨回来。我们的家门口的菜铺有的时候,买菜掉下来的菜帮子,我们去捡,捡干净的菜帮子,捡回来以后,洗干净以后,剁碎了,和包米面和着蒸菜团子吃,就这样。  

  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回到家以后,下班回家以后,我觉得又是大米、菜,又是炒菜,又是肉的,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去卖血了,他把卖血的钱,拿来买米,买肉,买菜,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那我也吃不下去啊当时。经常我们一天就吃一顿饭,没有饭吃,有时候晚上喝一点水睡觉了,就姐俩嘛。所以母亲去世,父亲打成反革命关监狱了,没办法管我们,而且我们还背着反革命子女的包袱。  

  我们工厂的师傅,那时候不但没有歧视我而且还格外地关心我同。所以我到现在我一直忘不了我们工厂师傅对我的一片关心热爱,这种的关怀,这种爱心。  

  我在工厂里头,我遇到了一个好师傅,这个师傅叫许昌权,他现在也还在。我们经常还见面,他给我很多做人的,这种本质的东西。那时候我进厂当工人的时候,他开始还有一种拒绝,有一种拒绝感,他觉得,那时候我在天津已经唱红了,他觉得来一个唱歌的,他就觉得能干活吗?跟我学徒呢。他就有一种拒绝了心里,不太愿意收我当徒弟,那么我呢,没有更多的想法,我就觉得我好好地学技术就是了。我没有带着那种,我要唱什么什么,在天津市已经出了名了,没有那种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小徒弟,来学习来了。  

  给他们打水啊,打扫车床啊,打扫车间呢。许师傅一看,这个丫头还可以,这个丫头可以教,人品不错,就这样很不情愿地受我当徒弟了。我是这样的,后来呢,我的师傅还支持我,还支持我去演出。  

 我们厂每次开会之前,小关啊给大家唱两个歌,那么每次开会我都要准备一下。我今天要唱哪一首歌,唱完一首不行,还要唱,唱两三首呢,然后才罢休,大家才开会。这已经成为我们厂的一个规矩了似的,必唱,每次开大会之前我都必唱。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每次唱的时候,我都注意一下我的师傅,坐一个机角旮旯里头,盯着我,看着我,看我唱得好不好。每次完了之后,我都问他,我说今天唱得好不好,他都告诉我,或者是下次在哪注意注意,那个歌好听,每次都要问一问。  

  我上早班的时候,我们车间后头有一个大水坑,很多一个大水坑,我的师傅  

  一般的徒弟都要做准备工作,给师傅打水啊,擦床子啊,搞油啊,那么师傅都不让我干这些事,他都包揽了,他包揽这些事。她说你去练练声去吧,他都知道,要练练声去,他就让我去,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说这些活都让您干了,您都看了,他说没问题的,你快去。早上也没有人嘛,也很早,我就到后面大水坑那就练声  

  去唱,然后一会儿回来接着干活儿。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啊,就觉得我是一块材料,就带着我去考了很多的海工文工团啊,战有文工团啊,很多的团体。当时考完以后,他们都非常地高兴,当时就拍板就要,但是后来都没有影子了。就是因为我的父亲的问题,一调查了解,一政审,那时候叫政审的,尤其是当兵嘛,一政审,父亲是反革命,不可能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那一次,他们说的,我们要了,我们这么多年想找一个好的女中音,一直找不到,所以特别高兴他们当时就告诉我。他说你准备好吧,我们很快就给你发军装,就到我们军队当兵来,那么我特别地高兴,我就等着。这一等就没有音信了,后来我才知道,报到总政治部没有批准,就是政审没有批准,业务通过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切希望就在当兵了,就是要到部队当兵去了,就梦也是,高兴的逢人就讲,就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父亲的问题,一下子就完了。当时不仅仅是在文工团,好多的团体都是这种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也就不打这个算盘了,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当时有这个希望的时候,心情是特别激动的,是特别盼望的,渴盼的,一旦几次以后,没有这个希望了,我就去掉这个念头,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就不再盼望着,就踏踏实实到工厂当工人了。  

    我第一个老师,当然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了。后来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跟一个彭维刚彭老师,他现在也退休了。当时他在天津下放的那些年,跟他学,跟他学了一段,他教我怎么唱,最基本的发声方法什么的。后来还有一个蒋杰的中学老师,音乐老师,蒋杰也教过我一段,还教过蒋大为,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她不在了。给我听过大量这种外国的独唱,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的,给我听这种老唱片。那时候还不能公开听这些东西,偷着给我放着听。跟蒋老师上课的时候,那时候夏天呢,敞着窗户,楼下很多人都在听,唱的就是那样的,就像听一场音乐会那样的听。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更增加的信心,我觉得我一定要唱出来,一定要唱出来,实现母亲没有实现的理想。下着大雨,我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雨,水到膝盖,我骑不了自行车到老师家,没办法,就只好推着到了老师家,把自行车抗起来,抗到楼道里头。然后老师一看,下了这么大的雨还来上课,他就觉得,这个学生一定能唱出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我和施老师,施光南的合作,是在七几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在天津当工人,还没有到专业呢。他在天津歌舞剧院,还没有调到北京的时候,那么韩美带着我去见他,告诉他,天津业余的,有一个女中音,有一个小姑娘,唱得特别好。那么他就想听啊,那时候我就唱他的作品了,唱他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么我就到了他那儿。见到了他以后,我非常紧张啊,演唱他的歌,他当时就特别的兴奋,特别高兴,他就觉得这么好的声音,音乐的感觉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一个声音,他就特别地兴奋,从那时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我们就一直合作下来。  
他当时给我很多首歌,比如说《祝酒歌》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凤尾竹》,还有《台湾当归谣》啊,还有《补衣歌》啊,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给我了。是后来我到了专业以后,他调到北京中央乐团,那时候我在天津歌舞剧院了,他在北京的中央乐团了。那时候是书信来往,寄歌,他把歌寄给我,我再演唱,后来我们一起去慰问随团中央啊,一起去慰问云南、贵州边疆的守边疆的战士,还有边疆的青联的,我们那时候是青联的,他那时候是青联副主席,带领我们这个慰问团去慰问。有时候唱,有时候还要跳,就给大家跳舞,所以他就发现,我的舞跳得也很好。后来电视台还做过一次大反串,我和陶金跳的西班牙舞,他就准备写一个歌剧本子,因为他到印度、巴基斯坦访问过,他就觉得那边的音乐特别美,特别的好听。  

  有一个本子,叫吉普塞姑娘,他就准备为我写一个歌舞剧,就是又唱又跳的,他就想让我在舞台上,好好地发挥一下我舞蹈的这种天赋。唱歌大家都知道,但是舞蹈大家都不知道,都没有见过,他就想让我在舞台上,全面地展示一下,连唱带跳的歌舞剧。后来他的旋律,都已经酝酿好了,就没有落在纸上,就带走了。  

  我演唱了大量施老师的作品,他的作品特点,就是雅俗共赏,就是民族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民族化,所以博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一直到今天,到哪演出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老歌。所以施老师,还有很多后来给我的新作品没有创出来的,大家不熟悉的这些的作品,大家还不知道,我想推很困难。因为大家都愿意听这些耳熟能详的,熟悉的这些歌曲。所以每次到一个地方演出,大家都点着名的要听这些歌,所以这时一些新的作品,《你不肯去啊》,《阿妹的心》,《家乡有棵相思柳》啊等等这些歌,就很难推出去,所以以后我就想,有机会把它整理出来,包括他遗留下来的作品,大家不熟悉的作品,把它录下来  。  

  记得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李瑞环还在天津当市长的时候,我们天津搞那个(引栾)工程,我们去慰问。到工地去慰问他们演出,那么在有一个工地塌方了。  

  当时我们正在附近演出,听说这个状况以后,我们就过去就慰问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出来啊。当时他们不出来,不出隧道,因为他们的战友压死了,砸死了。后来我就当上帽子,我就坚决要下去,然后那些战士,看我坚决要下去,就陪着我一起下到隧道里头去,当时我下去以后,那些战时都非常吃惊的,他们没有想到  

  我能够到那个地方去,给他们唱歌。我给他们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雨水、坑里的水,还有泪水,一起下来,一起流下来。战士们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的,大家这种的情感,都是这种的情感。最后唱完以后,默默地,谁也不出声,就一起从隧道里出来了。  

  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让我下去了,下去很危险,随时有塌方的可能,不让我下去的,说你不能下去的,那太危险了,领导的命令,命令任何人不准再下去了,只能让他们上来,但是他们不上来。所以我一听说这种状况,我就坚决下去,唱完了歌以后,他们跟着我一起才上来,是这样的,稳定了大家的情,大概也是这种歌声,和这种种种原因在一起,他们看到我能够下去,跟他们在一起,他也得考虑大家的安全,和我的安全呢,在这种状况来,给我们送来歌声,来安慰我们,他们受感动了,这样我们才一起出来的。  

  所以我感谢这么多年来观众对我的厚爱,我将继续努力下去,只要大家还喜欢听我的歌,我就继续演唱下去,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完成施老师留下这些遗作,把它变为声音,变为歌声,这个美好的歌声,永远回荡在我们美好的这种社会当中,美好的大地上。    
  
CCTV《中华民族》(2003—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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