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联，我成长的港湾

　　我的音乐人生，从遗传学角度讲，从母亲开始，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的妈妈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不仅爱好广泛，而且曾受教于一位欧洲音乐教师，专攻声乐，这在旧时代的大陆地区，几乎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应该说，这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我母亲所处的这个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孩的关爱。在这样的传统以及妈妈言传身教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下，我很自然地爱上了音乐。
　　1957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命运的打击一再降临。直到1979年，父亲终于平反出狱，一家人得以团聚，我的处境也才开始有了改观。
　　1980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一则特稿，艺术大家夏衍老先生难得且充满激情地向香港歌唱界介绍新人我的情况。他说：“天津有位很年轻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父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到山西，后来被吸收进天津歌剧团。”夏老的公开赞誉给我铺就了一条艺术光明之路，从此，这条路导引着我在艺术之路上越走越宽阔。
　　在歌唱艺术的田野里，除了我不倦地追求和辛勤地耕耘外，先后几位老师的热心指导更是我取得成功的关键。这里面，有原天津警备区的彭维刚老师、已故的蒋杰老师，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在做人和演唱方面都给了我难以忘怀的教诲。正是以前的苦难，让我深知学习的艰难。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论是瓢泼大雨，还是更恶劣的天气，都不曾落一节课。我始终相信，付出终有回报，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才换得了后来的机缘与成功。

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出了青联，但是这种宝贵的人生体验却为我的演唱生涯积攒了丰厚的积淀。
　　　　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关牧村唱片、音带歌曲选》被天津歌剧院选中后，我结识了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先生。自此，我的艺术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始终相信，与一代音乐奇才施光南先生的合作，是我艺术生命中一段可遇不可求的机缘，而进入青联大家庭，则让这种亦师亦友的机缘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更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愈加广阔的天地，也让我的人生点燃了更加明亮的热情与希望。
　　还记得1984年，我和施光南老师还有其他委员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边疆青年，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汽车在大山里一跑就是十几个小时。我晕车，吐得一塌糊涂。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一路演，一路吐。群众对我们赞扬不绝，我们就像长征队伍一样，走到哪，宣传到哪，全体委员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相互鼓励，真的像一个大家庭，没有一个喊苦叫累，感人的场面至今仍在我脑海中。从那时起，我们就感受到了青联组织的魅力。青联组织里渗透着一种与爱国、团结、进步主旋律密切相关的文化，这种文化所表现出团队成员的真诚、友谊、互助以及对社会的关爱精神是许多团队不可相比的。这种先进的团队文化，一方面来自团队成员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来自团队实践活动的影响力。

　在青联组织里的20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青联在社会和青年中具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全国青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活动，激发海内外青年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巨大热情；评选“十大杰出青年”，派遣优秀青年出国研修和通过各种方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事业大力举荐和培养优秀青年人才，我参与了青联许许多多这样的重大活动，可以说我的成长是和青联分不开的。从青联这个先进青年团队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我多次参加团中央“三下乡”活动。我曾随团到西藏、内蒙、河北、宁夏、广西等省市自治区以及西沙、南沙群岛等地进行慰问演出，为这些地区的群众送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西藏演出期间，我身体状况很不好，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圆满完成了任务。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庆澳门回归天安门广场大型演出，我都参加了。我给自己定了原则，凡是青联组织的活动，只要需要我参加，再苦再累我也要参加，因为这是一种责任。实际上，在付出的过程中，每次也有很多收获，　在每次慰问演出回来，都会在与群众的接触和实地考察中，学到很多在城市里感悟不到的东西——一种精神和心灵的升华，一种更高境界的理想实现和体验。

现在，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其中一员，我的心却永远留在那里。想起那时我在青联中是小妹妹，那些大哥、大姐们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各部门重要领导，虽然很少见到他们，但我心中永远有他们的友谊和温暖。后来，我也成了老大姐，我的周围也有了那么多年轻的朋友。青联的前辈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作为后辈更要十分珍惜青联的名字、做青年的表率。
　　真是时光流转、岁月如梭，青联迎来了六十周年纪念，我要把青联赋予我的种种回忆珍藏起来，作为最美好的回忆。

　　（关牧村，国家一级演员，第七、八届全国青联副主席）

　　编辑： 方舟 来源： 中华儿女 特刊